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共享“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来，海丝文化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不少学者从历史资源保护、文化旅游产业、历史演进、文化品牌、文化认同、国际合作、现实应用等维度展开研究，但对海丝文化的生成逻辑及内在规律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成果较少。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和对文物古迹的考察来挖掘海丝文化形成的内在规律与物质生活依据，探究海丝文化的生成逻辑，并搜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文化交流活动的数据，探讨海丝文化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价值。

（一）海丝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观念形态，其概念界定涉及时间、空间、主体及其活动四个层面。从时间层面看，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路”)从秦汉已经开始，截至鸦片战争前夕；从空间层面看，古代海路开始于秦汉，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东至朝鲜、日本、琉球等，西经中南半岛、南海诸岛、印度洋、红海、欧洲和东非，是中国与外国进行商贸活动的海上交通线， 其活动空间包括亚欧非等陆地和太平洋、印度洋及地中海等，具有超越地域性特点；从主体层面看，海路贸易活动的主体包括中国人民，还包含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从活动层面看，海路贸易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还涉及人文交流活动。因此，海丝文化是秦汉以来海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进行商贸人文交流活动所形成的观念形态，是超越地域性的国际性文化， 是古代商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秉持“共建、共荣和共享”理念携手推动人类发展的伟大成果， 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与多元性等特质。

从内容维度看，海丝文化是物质形态、非物质形态和精神文化形态三个层面的综合体。就物质形态而言，海丝文化主要包含我国与海路沿线国家交往的丝绸、陶瓷、茶叶等物质产品以及六胜塔、江口码头、伊斯兰教圣墓、安平桥等历史文物古迹。就非物质形态而言，海丝文化主要包含丝绸制作技术、陶瓷烧制技艺、造船航海技术、地方特色服饰、梨园戏等技艺性、民俗性、艺术性非物质文化成果，反映了古代商业文明、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的历史沉淀。

就精神文化形态而言，海丝文化既指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亦蕴含着爱拼敢赢、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及重乡返祖的家国精神。海路之所以能延续千年不断，与这些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国际交往理念是不可分割的。海丝文化体现了中国人民与海外国家的和平合作、文明互鉴、平等交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体现了国际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开放包容发展，彰显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好理念，是中国人民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发展理念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见证。

(二)海丝文化的社会历史变迁

从形成历程看，海丝文化萌芽于秦汉，形成于隋唐，兴盛于宋元明，没落于清朝，历经千年变迁和社会演进后，复兴于改革开放特别是21世纪。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农业主导和交通状况决定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当时主要的对外交往路径，海路则居次要路径。制度层面，秦统一六国，为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汉代政策相对开明，全国统一和对匈奴用兵取得决定性胜利，为陆上丝绸之路创造了社会保障条件。经济层面，秦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以及种植稻谷、养蚕和冶铁冶铜等技术的发展，为徐福东渡日本创造了条件。汉朝时期，农业和商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长期战乱促使大量人口南迁，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和海路贸易的兴盛。对外交往层面，秦汉时期陆上丝绸之路是我国人民对外交往的主要路线，张骞出使西域为繁荣陆上丝绸之路创造了条件。而当时海路也已经开启，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至印度洋和中东地区，向东航行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徐福受秦始皇委派，把我国的稻米、养蚕和冶铁冶铜等技术带到了日本。汉朝曾派遣译长等携带黄金、杂缯等与海外诸蕃贸易。交通工具层面，根据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和河姆渡文化遗址的雕花木浆，先秦时期已经有独木舟和筏等水上交通工具。而到了汉朝，已能够制造出“高十余丈”的船。

隋唐至五代十国时期，海路贸易开始得到政府的重视和保护。从社会层面看，唐初西北突厥的骚扰，以及五代十国的战乱，使得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受到影响，间接推动了海路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唐朝制定榷固制度和契约制度，区分朝市和夕市，对商品交易活动进行规范管理和公平性保护，同时对岭南、福建和扬州的蕃商贸易实行保护，“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唐朝专门设置了“蕃坊”，为蕃商提供专门生活区域。经济层面，均田制等政策为经济的恢复与繁荣创造了条件；犁、水车等生产工具得到改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冶炼业、陶瓷业、丝绸业等技术进一步提高，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为海路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对外交往层面，隋炀帝派常骏等携带丝绸5000匹赏赐给马来半岛国王，唐代已经形成以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为起点的两条海上航线，大量的阿拉伯、波斯、印度、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人通过海路来到广州和泉州等地进行商品贸易。造船技术方面，唐朝出现福州、泉州、常州、苏州、杭州、越州、明州等造船基地，已经能够制造名为“苍舶”的适宜远航的巨船，该船长达20丈，载重量可达千石。

古代海丝文化在宋元时期达到高峰，明中后期以后至清朝时期由于受海禁政策影响逐步衰落。社会层面看，国家部分统一、北方战乱是宋朝的总体社会状况。宋太祖取得政权后，采取重文抑武的国策；而西夏、辽、金等游牧民族群雄并起，致使北方经常受到游牧民族的骚扰，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由此向南拓展更多财政收入来源成为宋朝重视商业和加强港口管理的政策动力。南宋给予泉州港口许多实惠政策，令泉州港在南宋末年成为全国第一大港。元朝继续在泉州、广州等设立“市舶司”，管理港口通商事宜，保留宋对泉州港的优惠政策。基于泉州港在宋元时期的商贸地位和世界影响，福建成为古代海丝文化的核心区域。经济层面看，南方经济超过北方，促进了商贸活动的繁荣，为宋元海外贸易的兴盛提供了良好机遇。从对外交往层面看，宋元的海外贸易进入鼎盛时期。《诸蕃志》记载的国家达53个，交易商品达52种，体现了南宋对外交往的繁荣昌盛。元代对外交往规模与宋代比进一步扩大。元代泉州港停泊的海船达百艘之多，小船不计其数，可见贸易交流之频繁。明初为打击反对力量禁止民间出海，直到明成祖朱棣才开始重视对外交流，派郑和通西洋。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促进了与亚、非、欧等地区的商品贸易。之后明政府再没有组织较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海上贸易活动也随之逐渐趋于衰落。从交通技术层面看，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得到较大提升。宋代造船业发展不仅表现在规模的增加，还表现在载重量的增加，宋朝制造二十丈长的船已十分普遍，最长的船能达到三十六丈，载重万斛，约五百五十吨；开创了船坞造船新技术。元朝的大海船可载千人之多，航行时张开三至十二帆。明代福建造船水平最高，数量多，坚固且有坚实的龙骨和骨架，不怕冲撞，在深海中占优势。坚固的福船得到明朝政府的青睐，“成为郑和下西洋舟师用船的主要船型”。此外，指南针技术的广泛应用提升了航海技术，为航行方向提供了可靠性保障，《诸蕃志》记载“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说明宋代已经把指南针运用于导航。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国际环境的影响，海丝文化一度处于低迷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海丝文化才得以焕发生机与活力。“中国已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13—2022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正是海丝文化生成规律的体现。

综上，海丝文化因时代不同呈现差异化的发展态势。古代海路贸易的繁荣发展和社会历史的变迁，为海丝文化的形成创造了社会存在条件。虽然近代以来，全球的生产方式、产业发展、国际力量对比、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等发生了重大变迁，但海丝文化并没消亡，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海丝文化的生成逻辑，可以从内生动力维度、技术保障维度、制度保障维度、精神理念维度四个层面进行阐述。

(一)面向生活的产业发展是海丝文化生成的内生动力

海丝文化产生于古代海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体现了沿线国家和人民向海图存的历史过程和伟大创造，彰显了海丝文化的生活逻辑。海丝文化不仅体现了海路沿线地区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还兼顾丝绸、陶瓷、茶叶、香料等商品生产贸易的生活方式。

产业发展是海丝文化形成的内在动因。产业发展是商品贸易的前提条件，促进商品销售、实现价值收益是贸易的动力。丝绸、陶瓷、茶叶、香料等产业发展为海路提供了商品贸易的媒介和器物载体。宋元时期，丝绸、陶瓷和茶叶等商品的产业化程度已经较高。“南海一号”沉船中有6万件陶瓷以及“泰兴号”沉船中有35万件的德化青花瓷器，陶瓷产品数量多、类型丰富，而且器形大多带有异域风格，足见当时陶瓷产业化、外销化程度较高。因为陶瓷在海路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不少学者把古代海路称为陶瓷的外销之路。沉船考古中还发现金、银、铜、铁、锡、铅、锌、漆器等产品，铜器、漆器类型丰富，这些产品满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为海路提供了丰富的贸易载体。

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是海路商品的重要特点。海路贸易影响着沿线地域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的进食方式。《诸蕃志》记载，早期东南亚人们“以葵叶为椀，不施匕筋，掏而食之”。陶瓷让海路沿线地域的人们养成了用瓷器进食的饮食习惯。陶瓷的外销对西方的审美观产生了影响，西方以白为美，因此把陶瓷美称为“中国白”。海路产品与信仰活动相联系。香是信仰活动的重要用品，也是海路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 

商品贸易活动是海丝文化形成的基本动因之一。商贸交往是商品生产活动的延伸，是人们的重要生活方式。汉朝以来，古代沿海居民就有了跨海贸易的商业活动。以海商为业成为古代海路沿线居民谋生的重要手段和重要方式。汉武帝时期，古代中国人民就带着大批丝绸、黄金，从雷州半岛(今广东)起航，到达今越南、泰国、马来半岛、印度、斯里兰卡等地，换取珍珠、宝石等特产。在出口大量商品的同时，也大量进口海外商品，如香料、珠玑、咖啡等，推动了中外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商品贸易活动吸引世界各地商人云集沿海城市特别是泉州等地，泉州因此被称为“万商云集城市”。

(二)较发达的造船和航海等技术是海丝文化生成的技术保障

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是古代海洋贸易顺利实现的重要技术保障。“木帆船航海”是古代船只的最大特点，能否制造坚固的木帆船，对于航海来说至关重要。宋代以来，福州、泉州造船技术居于全国前列，是重要的造船基地。福船因具有规模大、设备精良、结构先进、较强抵御风浪能力、安全性高等特点而成为应用最广泛的海船。“海船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又次之。”从载重量看，宋朝所造船舶的载重量达到“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明朝的造船技术进一步发展，船只容量巨大，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时的大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明朝抗击倭寇时，“福船”因具有坚实的龙骨和骨架、不怕冲撞等优势而成为主要战船。“福船”为海路沿线国家的来往提供了重要保障。

航海技术是海丝文化形成的重要技术保障。航海技术包括季风航海术、观星术、船舶操纵技术、指南针与磁罗盘导航技术等。季风航海术是指利用季风和洋流的运动规律开展远洋航行的航海技术，借助冬季北风发船，次年夏季南风回帆。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 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说明两汉时人们已经掌握信风运动规律。宋代更加娴熟地运用季风航海术，改进帆船的制造技术，让帆船能够从七个方向前进。郑和七下西洋就是运用季风航海术的成功典范。《淮南子》记载，汉人用北斗星、北极星作导航，“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宋代已经把指南针广泛应用于海船导航。元朝的罗盘导航技术已成为主要的航路指南手段。

(三)社会相对安定、政策开明是海丝文化形成的制度保障

社会相对安定是海丝文化繁荣的社会保障。海丝文化的发源地主要集中于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区域。汉朝之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人口不断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发展，而且带来了中原文化，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发展格局，为海丝文化的形成创造了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唐代“安史之乱”阻断北方陆上丝绸之路，海路贸易逐步兴起。和平与战乱成为海丝文化兴衰的重要因素。唐末黄巢广州战争后，广州港丧失全国第一大港的地位，大量商人随之逐步转航泉州港，泉州港兴起，于南宋末年超越广州港成为全国第一大港，但因元末经历十年动乱开始由盛转衰。

政策开明是海丝文化生成的另一个社会保障。宋元政府采取比较开明的商业政策，重视贸易，重视港口的管理，积极保护海外客商利益。宋政府认为“市舶之利”能增加国库收入，遵照“旧法”以便招徕蕃商。元政府延续宋代的贸易政策，重视海路贸易，礼待蕃商，“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设置交易规则以保护商品交易，甚至官方出船出成本，与擅长经商者合作，实行利润七三分的合作规则。宋代加强对港口的建设和管理，在广州、明州、杭州和泉州等港口设立市舶司，给予泉州港更加实惠的政策，提升了泉州港在海路贸易中的地位，吸引众多海外商人到泉州等地经商、传教和定居。元代福建安抚使杨发监管庆元、上海、澉浦三地的市舶司，让其他港口的抽解比例参照泉州港，进一步提高了泉州港的地位。由此，宋元时期泉州港成为世界性贸易港。

(四)文明开放包容是海丝文化形成的理念支撑

文明开放包容是海丝文化产生吸引力的重要源泉。海路涉及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文明的理念、开放的视野和宽广的胸怀才能使交往得以延续和发展。宋元时期的文明开放包容吸引数以万计的阿拉伯、波斯等地客商云集泉州，经商、定居和生活，使泉州成为“万商云集城市”和古代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回眸海路商贸交往的悠久历史，海丝文化坚持了文明多样的理念，彰显了互利互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元素。

文明开放包容是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动力。中原文化的到来，促进闽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合。在商贸交往过程中，海路沿线国家的人们带来了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宗教文化等外来文化，多元文化交流中互鉴融合，形成了富有异域特色的多元文化，创造了“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人间美好画面。

海丝文化四个维度的生成逻辑，蕴含于海路沿线国家人们的生活中，全方位反映了海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历史状况。因此，把握海丝文化生成逻辑的时代价值，不能停留于文化层面的探讨，而应在阐述海丝文化内涵及生成逻辑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海丝文化所蕴含的产业发展价值、基础设施联通价值、制度保障价值以及文明交往价值。

第一，海丝文化生成的内生动力逻辑昭示了产业发展价值。海路商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这启示我们，只有制定和实施以人民生活需要为中心的发展策略，产业才能持续发展、持久繁荣。应构建以人民生活需求为导向的产业发展体系，开展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导向的贸易活动，形成现代化的产业经济形态，让产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国际交往的物质载体。大力发展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旅游产业、以现代文化为特征的工业设计产业、以未来科技发展为核心的创意产业、文化古镇文化产业及以陶瓷为主题的文化创意产业，为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文化名片。

一是坚持产业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为导向。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成为主流，产业发展应加快转型升级，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高质量产品。在发展好丝绸、陶瓷、茶叶、香料等传统产业的同时， 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建构数字经济、新能源等现代产业群，让人们的美好生活理想有充分的物质保障。二是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应大力发展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产业。大力繁荣文化旅游业、陶瓷文化产业、海洋教育与文化旅游产业、闽南民俗文化产业等多元产业，满足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多样化需求。充分发挥海丝文化底蕴，大力发展文化品牌，让文化产业成为我国新时代海丝文化的名片。三是坚持产业发展面向世界。海路贸易面向世界， 坚持以国际眼光发展产业，瞄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们的生活需求点，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合作，打造产业品牌，发展地域特色产业，将我国的产业特色与优势转化为世界产业发展动力。

第二，海丝文化生成的技术保障逻辑揭示了加强基础设施联通的重要意义。海丝文化的生成离不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保障作用。古代海路依靠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联通实现商品贸易，促进贸易交往。如今，互联互通已不再受限于造船和航海技术，而是拓展到飞机、高速公路、大桥、高铁、港口、电厂、通讯等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广泛联通是21世纪海路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多年来，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得到加强，合作潜能得到激发，一系列项目落地，如吉布提多哈雷多功能港口、沙特红海开发项目、伊提哈德铁路网等。这些设施与平台促进市场、劳动力、资源与技术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助推构建全球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为21世纪海路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网络越织越密。在陆地，中欧班列联通欧洲25个国家；在海上，‘丝路海运’航线通达全球43个国家的117个港口；‘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宽，我国已与57个共建国家实现空中直航。”

第三，海丝文化生成的制度保障逻辑彰显开明政策的引领价值。古代海丝文化的繁荣是在政府重视、政策开明、社会相对安定的前提下实现的，这启示我们应坚持党的领导的政策引领价值。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构持续稳定的社会环境，完善现代治理体系，提高干部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国家现代化管理水平，对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优势，以开明的政策引领社会发展，为社会发展创造安全安定的制度环境，是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开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为海路贸易的繁荣提供了社会保障。党坚持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把发展作为执政工作的基点，把维持社会稳定作为工作的基本着力点，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执政的基本价值归宿，推动国家跨越式发展，为文化繁荣、社会发展、民族复兴奠定了制度基础。

党中央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沿海地方政府的具体行动，为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开辟了新天地。2016年12月，文化部提出：“推动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与合作机制……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泉州)艺术公园’等重点项目平台。”各地方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建立非遗保护名录、出台非遗保护的政策法规、建立和完善非遗传承人培养机制等。“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极具差异化的民族风俗、不同的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极其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文化需求，为海丝文化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2013年到2022年，我国与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截至2022年底，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571.3亿美元。”

第四，海丝文化的绵延兴盛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与人文精神，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历史资源，亦是激励人们积极奋进的精神动力。海丝文化绵延千年，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与海路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商贸往来过程中创造的辉煌成就，无疑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历史资源。海路贸易所保留下来的珍贵历史古迹，成为中国人民勇敢与智慧的历史见证。因此，要用历史遗迹讲好海丝故事，展现海丝文化成就，发挥海丝文化对增强文化自信的历史价值。把海丝文化融入文化品牌建设中去，开展以海丝为主题的文化活动，推动海丝元素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以海丝文化优化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让域外国家和地区深度体验新时代海丝文化，领略多元文化魅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

发挥海丝文化所蕴含的“向海而生、积极向上、敢于拼搏”的人文精神，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海丝文化体现了东南沿海人民积极向上、敢于拼搏、向海谋生的进取精神。我国作为海陆兼顾的国家，发扬海丝文化中所包含的“向海而生、积极向上、敢于拼搏”的进取精神，树立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培养具有海洋意识的开阔胸襟，紧跟时代浪潮，抢抓发展机遇，壮大海洋力量，实现我国新一轮跨越发展，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五，海丝文化生成的精神逻辑展示人类和平发展的文明形态价值，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话语。把海丝文化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历史资源，发挥海丝文化所蕴含的文明、开放、包容、共享的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视角。发挥海丝文化的文明价值，以文明开放包容共享的美好理念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海外贸易中传播海丝文化，让世界见证我国曾经与东南亚、中东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和平交往、互利互惠商贸活动的历史事实，增强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话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国必须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通过推动各国民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通民心、达民意、汇民情，实现增进信任、促进友谊、深化合作、共同发展的效果，推动理念认同、利益契合、感情友好的稳定发展模式”。唯有如此，世界方能走出全球冲突与战争、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走上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

海丝文化作为一种商贸文明，其价值并不局限于过去，也不局限于文化本身，而是凝结了海路沿线国家人民的社会历史活动，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阐明海丝文化的历史嬗变、生成逻辑以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时代价值，对增强文化自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古代中国人民为海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发挥了巨大作用，体现了中国人民强大的创造力，为树立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历史资源；产业发展为内生动力，启示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坚持大力发展实体产业才能拥有坚实的发展动力；海丝文化坚持开放包容的交往理念，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历史见证；海丝文化坚持和平交往，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未来，中国应与包括海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国继续积极开展国际协商合作，共同做好包括海丝文化在内的全人类的宝贵历史文化财富的保护与传承利用，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多贡献。

〔责任编辑：徐淑云〕